“网上说孩子用的语文课本中有不少是错误的,这不是在误人子弟吗?”北京市海淀区一位二年级学生家长老胡气愤地说。
近日,一篇名为《校长怒了!还有多少假课文在侮辱孩子的智商?》的帖子在网上广泛流传,老胡所在的家长群一下热闹了起来。
在这份网上热传的帖子中,罗列了不少现在正在使用的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具体错误,比如,某版本的二年级课本中的课文《爱迪生救妈妈》,“无论是课本还是老师的教参都没有注明文章的作者和来源”。而且,根据历史资料,爱迪生小时候的那个年代根本还没有阑尾炎手术,课文所叙述的内容根本不存在。再比如,某版本五年级上册的《地震中的父子》,讲了父亲到学校救助儿子及儿子同学的故事,但是据几位语文老师的考证,当年的洛杉矶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的凌晨4点31分,凌晨的学校,怎么会有学生?
其实,不仅是这次“假课文”的帖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,每一次中小学语文教材的变动:某一作家作品的替换、数量的增减,某一类课文篇目的变化等都能引起公众的热烈讨论。
一轮轮的热议背后是公众对语文教育的关注,也表达了公众对优质的语文教材的期盼。
那么,网上热传的这些“假课文”到底假不假?为什么会出现有争议的课文?公众应该如何看待语文教材中的种种变化?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采访了语文教育领域的专家、研究者和一线教师,试图给出更加理性的视角。
语文不是历史 教材可以批评但不要炒作
“对语文教材的这种批评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。”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教授说。前几年有人爆料某版本初中语文教材发现30多个错误,甚至要把出版社告上法庭。温儒敏教授找来材料进行了研究发现,这所谓的30多个错误,绝大多数都是夸大,或者是爆料者自己弄错了,真正错的只有五六处,而且多为编校的过失,比如标点不完整、个别错字等,没有校对出来。
对于本次讨论比较多的“假课文”《爱迪生救妈妈》,这篇不到500字的小故事,说的是爱迪生7岁那年妈妈得了阑尾炎,很紧急,医生到家里想给做手术,可是屋里光线太暗没办法。爱迪生急中生智,用几面镜子把油灯的光汇聚起来,照射着让医生成功地做完手术,救了妈妈。
网上的吐槽者说,看过几种爱迪生传记都没有此事的记载,还有人“考证”到,世上第一例阑尾炎手术是1886年做的,而爱迪生7岁那年是1854年,不可能有这种手术。
“其实,《爱迪生救妈妈》这篇小故事并非‘杜撰’,而是有来路的。”温儒敏介绍,1940年美国拍摄的电影《Young Tom Edison》,里面就有一段爱迪生救妈妈的情节。在选入小学语文实验教科书之前,1983年版的人教版初中英文课本第5册第9课中,已经选了一篇题为“Edison's Boyhood”的课文,其中写到了爱迪生救妈妈。而小学语文的这篇课文就是根据这些材料编写的。
当然,这样也不能证实爱迪生小时候一定救过妈妈。“小故事属于文学作品,即使有一定的想象和虚构,也是可以容许的。”温儒敏说。
“语文不是历史。”北京市海淀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小学校长说,“其实语文课文本来就存在两种类型,就是写实文体和虚拟文学。”现在这个问题不像是讨论“真”和“假”的问题,而是借机发泄了一下情绪。
“教材可以批评,但是不要拿来炒作。”温儒敏说。
“我们不可能编出完美的教材。”北京教科院基础教育研究中心教研员连中国老师说,“发现了不对的地方,咱们就改。”但是课文中的一些内容可能会牵扯到历史深处的东西,一些问题可能不仅涉及语文一个学科。改不改、怎么改不能因为网上的一个帖子就定,而是要由专业的机构、权威的专家经过反复地、谨慎的考证。
不过,也有专家指出教材中选入的课文,如果其选材来源于某个历史事件,那么是不应当出现知识性错误的。名人故事的“虚构”也要有一定的限度,最好有些相关的史料做根据,名人的性格、情感等心理特征应和传主性格特点符合。
特别是现在的中小学生,由于接触的信息量足够大,眼界也足够开阔,“在进行课文的选择时不能仅仅在价值观上把关,还要在事实上把关。”上海市特级教师、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师余党绪说,孩子在把正确的观念内化为自身信念的时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,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孩子发现支撑这个正确观念的事实本身是虚假的,他们会连带着对观念本身的正确性产生怀疑。
教材不是“美文”的汇编 课文的改动是为教学的需要
在余党绪看来,人们对语文课文中的“错误”宽容度偏低,还跟人们一直以来的观念有关:教材是一个范本、一个标杆。所以有人会说:有那么多优秀的文章为什么不选,偏偏选中这些文章?
“其实,教材首先是为教学服务的。”余党绪说。比如,鲁迅的一篇文章出现了增减就会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,而选用教材的人更多是从对学生语文能力培养的需求出发的,可能恰好鲁迅的另一篇文章更合适。
“前两年甚至有人说鲁迅已经被赶出语文教材。这是误解。”温儒敏说,事实上,课程改革增加学生自主学习的选择性,原来高中3个学年必修课,改为1.75学年,而选修课占1.25学年。必修课总课时少了,自然也要对课文数量进行调整,这是很正常的。鲁迅的文章在必修课中减少了,有的放到选修课了。在入选课本的作家中,鲁迅仍然位居第一。
“社会上的很多讨论可能更多地站在文学的、社会的,或其个人趣味的角度上,而非语文的角度。”余党绪说。
“教材不是美文的汇编。”温儒敏说。“教材选用课文,特别是小学语文课文,很多都是经过修改的,对选文做少量必要的改动,并非显示编者‘高明’,主要是为了适合教学的需要。”特别是小学低年级的课文,为了认字的安排,改动是常有的。过去叶圣陶主编中小学教材,对选文也是要做修改的。比如《最后一课》,几乎就是根据原作重写。原来初中选过文言文《口技》,原作有些内容涉及夫妇的情事,选入课文肯定不合适,就删节了。
温儒敏教授同时还是“部编本”语文教材(“部编本”教材是由教育部直接组织编写的教材)的总主编,他介绍,这次“部编本”课文凡有改动,会在注解中说明。教材编写对原作的改动非常慎重,若原作者健在,改动都经过作者的同意,有的还会请作者自己动手来改。而经典作品一般是不作改动的,若有某些表达不合现今“规范”,在注解中加以说明。
教材只是教育的工具 教师不能被工具左右
“说到底,课本只是教育的一个方面,是教育教学的一个工具而已。”连中国老师说,真正打动人心的不仅是课本呈现的那一点点。教育是立体综合的,教育中很大一部分是师生相处,这个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更为重要。
不少一线教师认为,当教材中有些内容被质疑的时候,教师完全可以把这作为一个教育契机进行讨论,甚至可以让学生由此形成课题研究。
“孩子需要判断力。”余党绪说,利用这些课文正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机会,在引导孩子正视错误、研究错误、修正错误的过程中,孩子自然就会成长。
余党绪介绍,我们的教育容易简单化,为了达到一个结果往往忽略了过程的教育意义,仿佛我们的教育就是为了告诉孩子一个“正确答案”。比如,我们在小的时候经常听到这样的教育:只要你读书用功了将来就会成功。“而当我们成年之后才发现成功需要很多因素,如果当孩子小的时候把用功和成功之间的关系讲清楚了,孩子长大之后面对挫折和失败的时候内心就会增加很多平静和坦然。”余党绪说。
其实教育者也没有必要那么紧张,因为“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哪篇文章是必须要看的。”连中国说,我们的教材中有那么多优秀的作品,把这些作品的价值全部挖掘出来就已经非常棒了,没必要在个别存在质疑的课文上纠结。教材是工具,教师不能被工具左右。
连中国老师介绍,他曾经陪自己的孩子一起读过一篇小学教材上的课文,文章非常短小:
小鸭说:“妈妈,您带我去游泳好吗?”妈妈说:“小溪的水不深,自己去游吧。”过了几天,小鸭学会了游泳。
小鹰说:“妈妈,我想去山那边看看,您带我去好吗?”妈妈说:“山那边风景很美,自己去看吧。”过了几天,小鹰学会了飞翔。
“谁都知道两个故事是假的。”连中国说,但是这个故事传递给孩子的东西却是真的、美的。如果教育者能在教育过程中再进一步深入,“鸭妈妈”和“鹰妈妈”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实也是有很多掂量、担心和忐忑,那么孩子在学习这篇课文的同时也就学会了理解家长的不容易,“孩子就成长了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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